红枫传媒

《红枫》杂志 总第12期 HD/N-35     2008年5月出版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红枫传媒

      本期导读

      专题 · 2008，在沟通中“徘进”的湖大

      关注 · 风雪回家路

      策划 · 后湖的文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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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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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时事漫画
红枫自由谈
今天我们怎样“标志”中国文化
这本无意义的人生
“温室”能否养活国产动画？
“杨帆事件”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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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2008，在沟通中“徘进”的湖大
2007，我们的沟通
其实，只是缺乏主动性
沟通，一场艰难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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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风雪回家路
从“暖心工程”到“人本治校”
灾难时段的媒体宣言
他们，记录这场灾难
灾难事件中媒体与政府的双赢
亲民政府的平民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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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为遥远的青春谱曲
       两个世界的长相守
       普通人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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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后湖的文艺想像
困惑的后湖
与艺术无关的生活
后湖边，没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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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 老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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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 碎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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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枫》杂志 总第 11 期 下载 http://hongfengmedia.blogbus.com/logs/25801713.html

知青李莉的六年：一半是青涩，一半是成熟

编者：

2008年4月1日，在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代表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指出，高校毕业生到新农村建设一线去，是成长的正确选择，希望广大大学生把理想付诸行动，到农村基层磨炼意志、增长才干，更好更快地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009年，媒体称为“本世纪就业压力最沉重”的一年，大学生到基层就业被政策制定者认定为一剂良方。

在艰难时境之下，原初的利益博弈已不是考虑就业的第一要素。向中小城镇谋求出路，不仅是政府引导的就业方向，也成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自我选择。

毕业生将更多的加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和“农村特岗计划”，基数的增长已然较之前的冰冷局面给予人们更多的乐观预期。如何危中觅机，借青年之力进行乡村建设，让乡愿滋养和谐，自是愿担起社会责任的青年需要思考颇多的问题。

本刊记者 赵楠 张瑄

湖南东部，湘江南岸。40年前在这片广袤的乡村土地上，数以万计的城镇中学毕业生，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寻求自身和土地的双向改造。但即便在今天，同样的号召依旧令人热血沸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而那一年，李莉刚满15岁，凭着对上山下乡的一股子狂热，就在知青办办了手续，扛着扁担，背起箩筐，带上妹妹，来到了株洲醴陵与攸县搭界的边远农村。这一去就是六年。

采访期间，我们试图寻找那段青涩艰苦的岁月，在李莉以后的人生轨迹中，或曾留有的印记。但每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提起，李莉倒显得更加平和坦然，“下乡之前真没想到会这么艰苦，而经历过之后，我才觉得生活中再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下乡时那么艰难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自己呢？包括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我都积极去做，也都得到了好的结果。”

妇女突击队队长

40年前湖南乡村的贫困状况，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就在这物质、精神双重贫瘠的年岁里，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城镇中学毕业生，全部分配去了农村。据粗略统计，从1968年12月底到1969年3月15日，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7000多人，下放到农村。

李莉正是其中之一。

到了农村之后，吃成了第一个难题。对于女知青来讲，粮食少还算不得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做饭。而解决的办法也只有一个：到老乡家轮流吃“百家饭”。

吃饭的问题解决后，学什么，做什么，所谓的思想和劳动改造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村里的老乡们都很质朴，讲不来什么大道理，但干起农活，却个个都是能手。于是年轻的李莉暗下决心：先从干农活学起。

在当时，干农活是可以挣到工分的。一般而言，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天的农活干下来，最多可以挣到10分的满分工分，但对于一个姑娘家来说，顶多也就6.5分。而李莉偏偏不信这些，犁地、插秧、锄草、收割……样样农活，她都要跟男同志一争高下，就连许多只有当地的男同志才干的重体力活，她也都能抢在前头。

“那时，知青们的热情都是很高的”，李莉回忆道，“有时候体力真的是达到了一个极限，有的同志甚至在高强度的劳作下累得吐了血，但仍然咬着牙，坚持着干下来。”

很自然，由于李莉的农活干得多，干得好，农忙时挣的工分甚至比男同志还多，就被生产队立为标杆，还经常在社员大会上，被生产队长表扬。后来，她还顺利当上了妇女突击队的队长。

生理的极限和意志的坚忍就这样并行不悖地填充着李莉的知青生活，与此同时，一个城镇孩子的懵懂心智，与底层乡民们的纳言敏行间的相互磨合，以及开始习惯于对脚下土地的清醒认知，在李莉15岁时逐渐展开。

而那段有关初来乍到的青涩回忆，却也无可厚非地成为知青李莉最难忘的“光辉岁月”。

她演铁梅，妹妹演李奶奶

当上了妇女突击队队长，习惯了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对于李莉来说，劳动改造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已逐渐在消减。随之而来的便是思想改造的压力。

从1916年陶行知提出“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的理念，到 20年代更自觉地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并明确提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的运动”。说到底，就是对个体的教育和改造，也即知青们在乡村建设中要充当先锋教育宣传者的角色，活跃农村的整体文化气息。

回到历史现场。唯一仅有的《红旗》杂志，往往被知青们翻来覆去地看，每本都卷了毛边儿。县里偶尔也会组织放映几次电影，每次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去看。这是当年知青生涯中仅有的“关于知识教育，文化感召的大事儿”。

李莉依旧清楚地记得的是一部叫《卖花姑娘》的电影，因为看得感动，就不厌其烦地跟着放电影的师傅从这个村赶到那个村，一场接一场地看。

但平民教育的重中之重还有“教育宣传”，这就给了知青们自我展示的机会。对于作为文艺宣传队队员的李莉，则更加不例外。于是农闲时节，宣传队就搞起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一是为了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对广大农民同胞进行文艺宣传教育，同时也能够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

不管怎样，样板戏总是各个活动的传统保留节目。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被反复排演，而它也成就了当年那些乡亲们心中的一对姐妹花：饰演铁梅的李莉，以及饰演李奶奶的妹妹李茗。

“那时候的样子，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好笑，可那时乡亲们却也跟着我们宣传队连着几场地看”。一说起这事，李莉就笑得合不拢嘴。

皈依之乡

其实在李莉的知青岁月里，家庭也曾经遭到剧烈的变故。而讲这个故事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俨然成为了一个人人生观迅速成熟的结点。

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关入牛棚，母亲去了“五七”干校，年轻的李莉带着妹妹无家可归，这样的现实始终是知青李莉的心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那个特殊时期，乡亲们无疑成了最能带给姊妹俩温暖的依靠。她们受了委屈，遇到不顺心的事，总会得到乡邻的安慰。谁要是歧视她们，马上就有人出来反对。那时的生产队长操着浓重的乡音，说起话来却十分强硬，“我不管人家父母怎么样，人家李莉李茗姐妹就是表现好，总之谁也不能欺负她们！”

在李莉的故事中，当年突击队里的一位大婶也被她多次提及。因为心疼这对远离父母的姊妹，大婶对她们很是爱怜。她从娘家带回来的东西，连自己的小孩都不让吃，只等她俩去她家时才拿出来。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才发现她家的两个孩子总是蹲在家门口盼望李莉姐妹的到来，只要一看见姐俩就高兴地一蹦三尺高，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她俩一来，就有东西吃了。（编辑：任璐）

李莉觉得，“那种质朴的感情是完全不用言语来表达的。”但无论怎样，艰难时世之下，乡亲们的爱心、无私、淳朴，无疑使乡村，成为了这对生活和精神双重流亡的姊妹的“皈依之乡”。

时光行进到今天，现在的李莉，已是湖南大学教授、原党委宣传部部长，聊起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不胜感慨，“任何经历都是一种积累的过程，用心领悟总会有所裨益。”

我把青春献给你——基层大学毕业生访谈

编者：

尽管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但人们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期望值却从来没有降低，大学生应该在经济发达地区、应该在先进的行业和部门似乎是公众一直以来所持有的一种观点。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岗位的供求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大城市，而在此时，国家的基层需要大量的人才，中小城市、县城、农村，这里的发展需要人才，这里也给了人发挥才能更大的空间。

青年的社会责任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是时候担当起来了。

本刊记者 文霄予

2007年从湖南大学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毕业后，李建超响应国家“西部计划”的号召去了重庆秀山县当一名志愿者。在那个小县城服务了一年后，他回到了长沙，现在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

最开始我是想去湘西支教

“住的地方离天马学生公寓很近，还有很多以前的同学在读研，所以能经常一起出去玩，还挺有意思的。”他是这么形容他现在的生活的。

“听起来似乎还不错，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去了基层？”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考研失败了，工作倒也不是找不到，但我想去基层锻炼一下，也就是一年嘛，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丰富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还能增加点基层经验，而且我自己也一直有这个想法，我最开始是想去湘西支教的。”

李建超说重庆一开始并不是自己的选择，他最先是申请去湘西的花垣县支教，但是名额有限，后来重庆这边空出一个名额，就过去了。“记得有一年的感动中国，看到徐本禹在贵州支教，把我震撼了，我想，如果一开始去了湘西，也许真的会在那里教一辈子的。”

一年的青春

“在重庆的一年，那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又好像什么都没干。”

李建超在重庆秀山县财政局下属的一个子公司工作，具体的名称是“开发金融合作办”，主要的职责就是利用开发性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管理协调平台和业务推动平台。李建超在合作办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却几乎在所有的部门都干过，最开始在专门为中小企业进行信用担保的部门，然后转到综合部门，综合部门就是办公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管杂事的”，之后到财务部，主要负责一些数据的输入和检查，偶尔也会有些审批工作。“不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李建超如是说。呆得最久的一个部门是项目部，在那里度过了半年，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的是一些农村扶贫资金项目的审批，项目很多，而实际上能经手的也就是一些几万、十几万的小项目。

 “在那待遇怎么样？”

“每个月单位发430，国家补贴600，其实说实在的，既然选择了这个，待遇就不是考虑的重点。”

“家里人支持吗？”

“其实当时去的时候好多人说不该去的。”

当时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反对他，包括他的朋友、亲戚，都叫他不要去，待遇不高不说，还浪费一年的青春。

但是李建超觉得既然选择了去基层，待遇肯定已经不是考虑的重点了，他完全可以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他想要的是基层工作给他的历练，想要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那你回来后他们还是觉得你当初不该去吗？”

“是啊，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了，回来以后，发现错过了很多的机会，知识都好像与这个时代脱节了，毕竟发展太快了。我现在想就尽量还是多学点东西吧，这样以后的发展也好点。”

尽管错过了一些机会，但当我们问起他这一年的收获，他的回答很坚定：“那当然很多！人际关系处理、礼节、甚至包括怎么说话。

留下来也不错，至少比现在好

在秀山的前半年时间，用李建超自己的话来说，是“表现得相当积极，领导也比较看重”，后来，他觉得领导不给他分配任务了，就自己琢磨是不是领导对自己有意见了，整天在这种忐忑和郁闷的心情中度过，表现得也不那么积极了，于是，到最后选择意向的时候，领导给了他一句话：年轻人，自己出去闯一闯吧。

“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留下吗？”

“留下来也不错，至少比现在好。可是不好留啊！”李建超这个时候显出了些许的矛盾，这一年的基层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可是他说，如果有机会，会留下的。

留在基层也很难，一样要参与考试，而且名额很有限。于是，自己出去闯一闯。

“在上一年，有一名上海来的志愿者留下来了，他表现得非常好，专业水平很高，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他自己也有这个意向，所以很顺利地就留下来了。”李建超谈起这个，表情里隐隐透着一些羡慕。                                                        

湖南的山水改变了我的心情和眼光

“上大学以前，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山。”李建超出生在河南新乡的一个农村，在华北平原上生长，在离开河南之前，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山水。

“可是湖南的山水改变了我的心情和眼光。”在湖南大学学习的这四年，巍巍岳麓，滔滔湘水，给他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是怎样改变了你呢？”

“这个我不怎么说得清。”

虽然他自己也不怎么说得清，可是我们却能感受到，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出生到十八岁都面对着同一片平原，而今天面对着我们侃侃而谈，在这样的山水里的四年生活，给了他带来的是怎样的改变。

“如果再给你一个这样的四年，你会怎么过？”

“好好学习吧，还有抓紧机会进行实践。我大学浪费了很多时间，光学习了，可是连学习也没有好好保证，连社团都没有参加，更别提什么别的实践了。”

今年2月，李建超离开基层，回到了城市里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这个时候，他的一名学弟——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04级学生王建勇，正如同他的前辈，在基层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而且准备深深扎根于基层。

对于自己人生道路选择的理性回归

他是湖南省第一批基层就业的村官。他从农村来，又回到农村去。他是湖大的学子，也是沅陵的村官。他喜欢没事找事为村民做事，喜欢农村的简单生活。

当记者提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而已，不过到这边的确很锻炼人。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问起他当初为什么会回到农村，他说：“农村很好啊，在农村人际关系也不像城市里那么复杂，人们想的都比较简单。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这里。”对于他来说，回到农村基层工作也许并不是一种年少冲动的理想主义探索，而是对于自己人生道路选择的理性回归。

与一些只是想去农村看看或者想要拥有一些经历的同学们不同，王建勇自打从农村走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就一心一意地想着读完了大学要再回到农村去。大学读了四年，他也想了整整四年。四年的坚持，四年的努力，他终于回到了他的农村基层。

“我大一来的时候就和辅导员和同学说过毕业了想回到农村，那时候，他们说你大一这么想，大四想法肯定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一直到大四还是很坚持，所以最后他们也都没再说什么。”王建勇平淡地说起他的坚持。

农村的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去开完会的时候，领导就说：‘开完这个会，你们就可以放年假了’。就告诉我们没什么事情做嘛”，他笑笑“没有人会让你去做什么的。想要做事的话，都是自己去找事情做。”

王建勇很善于“没事找事”。他刚到基层的时候，就开始给当地村民宣传惠民的政策。“原来农村医保是十块钱，后来改革，要收二十块钱，有的农民就不干了。他不理解为什么比原来多收钱。我就去给他们介绍政策对他们其实是有好处的。好多政策他们都不知道，我就去给他们说。”即便遇上不领情的村民，王建勇“尽量做到最好”的原则让他心境淡定。“农村人就是你帮他们一点很小的事，他就会记得你。你不可能帮所有的人都做过事情，但只要为做了事情，他们就会知道，会感激你。”

在中国，农村与青年从来都脱离不了关系，从50年代开始的“年轻人移居农村”到60年代末的“知青上山下乡”，从“去新农村建设一线”到如今就业压力下的“ 大学生基层就业”，时代更替，变化多样。对于中国的现实，我们青年一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我们始终有责任去成为一个时代建设中的参与者。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即使每个人都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
电影就是人生的影子，里面有中国，有我们，有发生的人和事，这是一种特殊的铭刻，也是一种传承。

推荐影片：

一个单元——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农村，它的好与坏，它的朴实与落后，都不用避讳，这是事实。


《遥望南方的童年》

导演：易寒              演员：非职业演员

影片简介：这部电影讲述了江西宜春当地一位农民教师自办幼儿园的故事，反映了那些因为父母去打工而独自留守的孩子们的教育，情感问题。可敬的是影片中的演员基本都不是专业演员，而是当地农民与孩子们演出的自己的故事，略显粗糙但却最质朴最真实最纯真的表演实在是让人感动，他们演的太好了，这种本色的表演让那些精致大片的明星显的做作。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真诚的电影，也是导演易寒的第一部电影。影片以易明堂开办家庭幼儿园的故事为窗口，向我们展示了一幕幕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农村教育乃至整个农村的现状。

易寒为这部电影投入了很大的心血，这里所谓的心血不是时间、金钱甚至精力等，而是他表达的姿态，即他以怎样的方式去叙述他所见到的农村和农村现实，比如农村的教育和留守儿童等。

或许因为拍摄规模的限制，影片没有大片的精致，导演亦从未被我们知晓，但我们有理由为一部真挚朴实的电影买单，它是属于农村的真实，我们看到了诸如儿童微笑似的天真朴实，也哀伤于农村的资源缺乏。真实——送给这部电影，送给我们的农村。
备注：该片获得第十五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教育题材奖




《盲山》
导演/编剧/制片人：李杨             演员：黄璐      杨幼安     贺运乐    张玉玲
影片简介：《盲山》和李杨的处女作《盲井》一脉相承，用纪录片的样式讲述出女大学生被拐卖至某法盲山区，多年后被解救的故事。

22岁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找工作的时候认识了热情大方的姑娘胡晓晓。她在工作和金钱的诱惑下和胡晓晓一起坐车去山区采购中草药。

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来到一个小山村。白雪梅睡醒后，发现胡晓晓早已不知去向。白雪梅被告知，她被人贩子卖给当地40岁的农民黄德贵做老婆了。白雪梅想要回家，遭到了黄德贵的拒绝。到了晚上黄德贵强奸了她。白雪梅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毒打、谩骂。

性格坚强的白雪梅不断寻找机会逃跑。但是这个封闭的山村中没有人愿意帮助她这个外来人。他们反而还帮助黄守贵对她严加看守。她每次逃跑都被抓回来，当众毒打。一年后，白雪梅为黄德贵生了一个男孩，黄家对她放松了警惕。白雪梅在中学生李青山的帮助下，和父母取得了联系。在警察的帮助下，她终于逃出了这个山村。但是她的孩子却不得不留在那里。

推荐理由：
“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有责任感，也有义务来记录一个真实的中国。总该有那么一两个人站出来……”这是导演李杨针对这部影片所说的话。一个“真实的中国”，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佩服李杨对这部影片的勇气。推荐影片，也要去尊重这份勇气和真实——农村有这么一些状况，就要真实地让大家接触到，不要去忌讳什么，看到了了解了，才会明白我们这片土地还需要我们一年年地努力，一代代地坚持，义无反顾。
备注：入围60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意大利罗马亚洲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两种融合——城市青年去到农村，在震撼中是否融合在了一起……


《美丽的大脚》
导演：杨亚洲    编剧：李唯      演员：倪萍      袁泉      孙海英 等

影片简介：
张美丽是一名农村教师，她唯一出众的地方就是那双能穿43码鞋的大脚，她总觉得自己这辈子不太成功，所以竭尽所能的让村里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在北京过腻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夏雨报名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她的到来让这个原本平静的地方变得燥动起来……

推荐理由：
《美丽的大脚》很多人再熟悉不过，作为青年志愿者的夏雨是都市文化的符号载体，张美丽则是山乡文化的象征，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到最后的融合，是基层的诗意书写。
备注：2002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四项大奖。


《天那边》
导演：韩延    编剧：吴孟璋   陆洵敏       演员：刘科     赵冉    吴军
影片简介：
电影《天那边》讲述了由赵冉饰演的美丽女大学生许晓萌和刘科饰演的恋人江可可在大学毕业后，一起报名志愿到边远山村里的水咕噜小学支教，并且相约坚持三个月。在天的那边，他们与吴军饰演的罗老师和山里一群可爱的孩子相识，围绕着三尺讲台经历了一段充满挑战与欢乐的生活，对人生的选择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推荐理由：
这是一部传统的中国式剧情电影，带着点让人忍俊不禁的小幽默，反映出一个当代大学生的支教现象以及中国许许多多落后农村里的落后教育，有对有志青年敢于献身的赞扬，也让人看到中国教育现存的严肃问题。
其他相关影片：
2008年12月12日，数字电影《春晓》在北仑开机，反映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工作生活经历。
2009 年2月7日，电影《大学生村官》在怀仁开拍，影片以怀仁县农村为背景，围绕大学生就业与新农村建设问题，讲述了大学生积极响应省委号召，立志返乡担任大学生村官，利用科技知识，积极推动新的农村产业进程，带领村民走上科学兴农之路，并最终成为学有所用的一代新人的故事。
三种时代——时间是线式地溜走，我们却可以点式地串联时代


《24城记》
导演：贾樟柯          演员：吕丽萍    陈   冲    赵   涛    陈建斌
故事梗概：1958年，一家东北的工厂内迁西南。
大丽（吕丽萍），1958年从沈阳来到成都，成为工厂的第一代女工，千里之遥的迁徙带给她难以释怀的往事。
小花（陈冲），1978年从上海航校分配到厂里，外号 "标淮件"，是工人心目中的美丽厂花。
娜娜（赵涛），1982年出生，在时尚城市和老厂之间行走，她说她是工人的女儿。
三代厂花的故事和五位讲述者的真实经历，演绎了一座国营工厂的断代史。
他们的命运，在这座制造飞机的工厂中展开。
2008年，工厂再次迁移到新的工业园区，位于市中心的土地被房地产公司购买，新开发的楼盘取名"二十四城"。
往事成追忆，斗转星移动。时代不断向前，陌生又熟悉。对过去的建设和努力充满敬意，对今天的城市化进程充满理解。

推荐理由：
“ 一年的采访，40万字的采访笔记，历时一年的剧本创作”，这部影片讲述的不是基层，胜似基层。将这部近期上映的影片进行推荐，看似毫不相关，实际是总结。浓缩的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中的小人物命运，一代接一代，时间留下沧桑，我们都会是诸如影片中这样的一个个小人物，不一定会有人记得住，但我们所做的一点点的努力都会凝聚在一分一秒的时间中，我们向这些努力和建设致敬。

备注：第61届法国嘎纳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

中国大陆六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

北京大学 钱理群

（一） 第一代（五四时期）：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和新村运动

我们的历史的回顾从“五四”说起，那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充分肯定；而这三种人都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中是被忽略的存在，因此，这三大发现就充分地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鲁迅后来有一个追述，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这至少说明，“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底层的人民，他们不是供人观赏、践踏的“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独立的“人”，他们应该享有自己的幸福，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独立利益。

而另一些思想家则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发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在1919年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进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而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讲了三条理由。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城市里鬼混，都成了鬼蜮。农村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李大钊讲的第二个理由，就更值得注意。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而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他的第三条理由是，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误”。因此，他号召：“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在这里显然将农村理想化了。其实，他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农村的黑暗”，他对农村的着意美化，是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时也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影响。李大钊这篇《青年与农村》一开头就谈到了俄国的“青年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的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俄国民粹派对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

李大钊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还反映了“五四”时期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是一个建立乌托邦理想社会、理想生活的试验，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通常是在农村建造一所“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大概在１９１８年，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岛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就建立了这样的新村；１９１９年周作人去参观后，就在国内大肆鼓吹，得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响应，在北京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是新村运动的热心者，他曾为此专门访问过周作人，还亲自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而新村运动的理想的核心，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健全的“人的生活”；而所谓健全的“人的生活”，就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社会的人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农民的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生活，就对当时沉湎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李大钊这一代人以及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二）第二代（三十年代）：“分田分地真忙”和“乡村建设运动”

但应该说，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上，但到了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小规模的试验。真正的“到农村、民间去”运动的大力发展，是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如果说，“五四”还限于思想、文化运动的范围，到三十年代就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农村，认识到中国的根本改造必须从农村开始。但却在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说，都是“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却有三种不同的路向。

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而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农民则无地或少地的状况；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
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一部分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陶行知是他们中的先行者，早在1916年他就提出了“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的理念，在20年代更自觉地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明确提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的运动”，并于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全面启动了以教育为先导的乡村生活的改造实验。

几乎是同时，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建立了乡村建设实验区。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设立实验性的平民学校、艺术学校，扫除青年文盲，并进一步将平民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同学会，使这些优秀的农村青年成为农村建设的中心分子。二是“生计教育”，进行农业科学的普及，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经济方面，则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同时注意农村工业的发展。三是“卫生教育”，重点是建立乡村保健制度。四是“公民教育”。他强调，这四大教育的核心，是对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培养，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这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

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动者，但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不在的愚、贫、弱、私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要抓住带根本性的环节，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而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也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了邹平、荷泽、济宁等实验区。在上一世纪的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１９３４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６００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１０００余处。后来，这些实验都因抗日战争爆发，实验区为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在抗战时期他们又在四川等地继续这样的实验。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些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乡村改造与建设的社会运动，而是以学术的方式，关注民间社会，进行乡村调查与研究。早在20年代就有了一批社会学的农村调查成果（如李景汉：《北平郊外之农村家庭》，冯锐《广东农村文盲调查》等），可以说是为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学术依据的。而三十年代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更是通过学术研究为中国农村寻找切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的自觉尝试，他所提出的“走乡村工业化道路”的主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人们所熟知的。

（三）第三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

在四十年代，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抗日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引申出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论断：“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中国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
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以至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他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而发出内心的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就自然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

于是，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这一运动与二、三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自然有深刻的联系，但也有不同之处；除了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发动的，是一个政府（当时延安边区政府可以看作是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雏形）行为之外，最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上，发生了微妙的移动：由“启蒙＼被启蒙”逐渐转换为“受教育＼教育”，“到民间去”的“启蒙”主题逐渐变成了“改造”主题。特别是当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把改造命题推向极端，宣布“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把前面说到的美化农民与农村的民粹主义的倾向，发展到了极端。而当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者也”，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要用农民的意识来改造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从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但在四十年代的根据地，尽管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但当时的“下乡运动”所产生的主导作用，还是积极的。知识分子在下乡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民、农村，以及整个中国国情的了解，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农村的建设事业的发展。在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边区所开展的大众教育运动，与同时开展的减租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互相配合，引发了边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的全面变革，在四十年代后期，更发动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事实上为以后的夺取政权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变革、建设的成功，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第四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１９４９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其国家体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因此，国家的教育、文化、卫生……政策都是倾向农村的，这就导致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建设的全面发展，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毛泽东按照他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是前述“五四”时期所建立的“新村运动”理想的一个发展），在同时期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也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是需要另作讨论的。

这里要讲述的是我自己这样的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一个是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性，正是这两大激情使得我们年轻时候的最大志向，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因此，农村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大显身手、同时改造思想的广阔天地。当然，无可否认，这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理念，即“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到那里”，这也同时暴露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的。因此，在大学毕业时，当组织上（“组织”也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概念）分配我到边远山区贵州去时，尽管这多少有点惩罚的意味（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又走“白专道路”），但我仍是欣然前往的，因为这是党的安排，同时想的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后来，我并没有分到农村最底层，而是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但一教就教了十八年，正是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中国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说句夸张的话，我是与底层老百姓一起经受磨难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老实说，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关注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其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在这十八年里，我与中国的底层社会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尽管我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但我始终以贵州作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精神联系。

（五）第五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现在，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那一代。他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半自愿、半被迫地到农村去的。这是上一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得很明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我想，其动因也是复杂的，除了解决文化大革命所积累起来的政治危机与就业问题这样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也许还有毛泽东本人的类似新村运动那样的乌托邦理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把全国办成一所“大学校”，全民学工、学农，习武，批判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的倾向的（这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书读得越多越蠢”，因此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因此，我并不主张将这场运动过于美化、理想化。

但有一个事实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当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来到农村，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一位当年的知青说的一句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我说，这两个“才知道”，是非同小可的，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因此，到了文革后期，知青中出现了许多后来被学者称为“民间思想村落”，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对长期被灌输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入农村以后对“中国问题”的正视，就逼得这一代人“重新思考与估价一切”，包括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应该说，正是这些思考，为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作了人才的准备：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有知青背景或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在农村中所获得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今天的观念与行动都有重要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

大批知青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同时也引起了农村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建设，也为以后农村的变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是对中国２０世纪最后二十年至今的变革，产生了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的。

（六）第六代（新世纪初）：青年志愿者运动与新农村建设

而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到民间、农村去”的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曾经中断了将近二十年。尽管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依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走向城市，这其中就有大批的农民工。这时候，很少有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大学生关注到农村。

这样的中断，自然是由大陆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但也和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直接相关。八十年代大学里的主流思潮是“个性解放”，人们更关注的是自己个人的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那一代人曾经是驯服工具，而且经历了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因此，当人们作历史的反思时，必然要着意地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利益，强调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合道德性与审美价值。而且我认为，在当时是起到了从封建专制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的作用的。而且在今天个人价值、利益仍然在很多地方被漠视的情况下，个性解放的命题并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也就是说，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今天不能因为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而轻易否定。所谓“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指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商业化与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极端利己主义，实利主义，追求瞬间快乐的纵欲主义倾向，出现了所谓“自我中心”的一代人。这是许多人都感到忧虑的。但任何事情发展到极端，都会引起反思。在我看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个人”，怎样的“个性解放”？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更进一步还要进行“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根本性的追问。正是在这样的重新确立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重建信仰的追求中，一部分仍然怀着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底层，转向农村。他们到边远的山区，首先是出于对城市与大学日趋物质化、实利化的现实的不满，对生存于其间的自我精神空虚与无聊的危机感，希望到农村去寻找个人发展的更广阔的空间，是为了个体生命的更健全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对农民，特别是农村的孩子的生存、温饱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谋求“每个人，每个小孩，每个家”的健全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建立一个“心中有他人”的人生理念与人生理想，以此作为生命的底色。

这样，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校园里，悄然兴起了一个到农村去支教、支农的“青年志愿者”的运动。这自然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据我的观察，其中一个重要契因，是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反映到了校园，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强烈地感受到了校园里依然处处显示的社会不平等以后，他们之间的选择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因此而竭力挤进上层社会，有的走向报复社会的犯罪道路，也有的学生反过来自觉地成为自己出身的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反馈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成为他们生命的内在要求。因此，我所接触到的最早成立的一个志愿者的学生社团是以“农民之子”命名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参与者中也有许多出身城市的甚至是富裕家庭的学生，他们大都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不平等现象有更深的思虑，因此，他们投身于支教支农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就带有更大的自觉性。正是以上两部分人构成了运动的骨干。

在我看来，新一代的青年志愿者到农村去，还有一个全球化的背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的年轻人，不仅其身体远离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对本土（本土上的文化，以及生活于本土的父老乡亲）产生了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心理上的疏离感。由此造成的是一个“失根”的危机：这不仅是自我存在的危机，说严重点，也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中国大陆兴起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是在补年青一代 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重新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我曾经和许多青年志愿者和大学生讨论这个问题，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里所提出的“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的问题，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这块土地，中国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正在发生书斋里很难想象的深刻的变化，也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尖锐的问题，而我自己，以及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些却知之甚少，了解一些，也是失之笼统，更缺乏深切的体验，我们事实上是越来越陌生于脚下的这块土地了。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学术危机，思想危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校园里的大学生的青年志愿者运动也是对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学者的挑战，是对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挑战。

但同时也应该指出，大学生的青年志愿者运动，也是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与指导的。事实上，在大陆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中，始终有一批知识分子在关注与思考中国农村的改造与建设，而且我注意到，其中的骨干和代表人物，大都有知青的背景。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的变革为开端，他们是其中的重要推动者；而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更是和他们的研究、实验和鼓吹，密切相关，他们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着三十年代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这两种力量——青年志愿者运动和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实验正越来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民间的社会运动，正在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

（七） 结束语

我们的历史回顾，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但却留下了两个问题—— 回顾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是伴随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而且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大陆知识分子的六代人“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这是为什么？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知识分子的下乡，都要面临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思考这两个“为什么”，对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2006年12月18日整理

听旷亚非教授讲那过去的故事

1968年12月21日，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中下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华国锋闻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湖南全省城镇中响应政策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湖南省千千万万的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截止到1973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在湖南省就有？人下放到农村。

1973年3月20号，刚刚高中毕业的旷亚非同20几名知青搭载汽车从株洲市驶往株洲攸县，驶向一段既定而未知的未来。在攸县副生产队队长拉着一辆人力板车帮助下乡青年托运行李，知青们则尾随步行15里去往被下放的攸县农村。同旷亚非被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的5个人中，其他4个没去，而18岁的旷亚非抱着“留在城市也是吃闲饭，与其这样不如下去，当农民也是一份工作。”敢于面对的态度，这样心甘情愿插队下乡。

“既然到了农村，就做个农民”

旷亚非落户在一户父子俩的老乡家，三家矮旧不堪不见光线的农宅，好心的老乡腾出一个单间给这个城里来的小伙子，从此，一张床，一床棉被，还有生产队分下的两分地便是这个知识青年的全部家当。一份地种菜，辣椒、茄子、丝瓜、苦瓜俨然一个小菜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照顾起居自己开火做三餐，这一份菜地似乎已经充分犒劳了从城镇下乡小伙子的胃口。另一分地做红薯，那一年红薯大丰收，结了七百多斤，把吃不了的运回城里的家里，似乎在向父母汇报在基层生活的“乐果”，“母亲可高兴呢，吃了一冬天红薯。”

旷亚非本分的做起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季轮回中耕田、挑土、挑大粪、插秧、收稻子样样农活从零学起。“那时候一个全劳动力10个工分，我有很多不会算7.5个工分，半个劳动力。”“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两只铁桶一担扁担挑在18岁略显稚嫩的肩头，摇摇晃晃地走上几里路送到田地里。“农民能干的我都能干，就是挑大粪水平比不上农民，我最重时候挑过一百八十斤，而农民能挑两百多斤。不过，我当年插秧在生产队数第一！”旷亚非笑笑回味着往事的甘甜。

那时候生活特别艰苦，生产队在山里一条绵延的山路勉强沟通着外界的联系，每天从住处步行五六里路进山到生产队，中午在田间架起一口锅大伙席地而坐吃大锅饭，旷亚非沉浸在不用自己动手做饭的小小满足里，或许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的确是份喜悦，一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特别累，尤其是7月到“双抢”既要割稻又要插秧的农忙时候，从凌晨四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赤身一条短裤，又不肯带操帽子，灼灼烈日把皮肤炙烤得黝黑，插秧时候整天泡在水里膝盖以下的腿脚都跑肿了，身体被杂草划得遍体鳞伤，浑身涂满一块块紫药水遮掩着脓肿的皮肉，赶路来看望的母亲，心疼的泪流不止。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我回首这段经历经历觉得还是不错的，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磨砺了意志品质，教会我怎样做人做事。是人生很好的砺炼。”

与农民的深厚情谊

自己的菜园子经常送去给老乡吃，老乡们向来对生产队唯一一个从城里来的肯吃苦又能干的小伙子关爱有加，当时劳动间隙要背着竹筐上山砍柴，山里很闷，一百多斤的柴火从山里顺着崎岖的山路扛下来很辛苦，老乡常常背来自己砍得柴给小伙子，“你烧吧，这活儿我们干的习惯”不多的言语透着质朴和疼爱，回家过年回来的一个月旷亚非被按日子排满轮班到老乡家做客做好吃的，整整一个月不用开火做饭。“老乡们把我当客人，堂堂正正做人做事他们都很尊敬，如果不去他们会不高兴。”

最触动的是1975年旷亚非已经返城的一天，回家后，母亲说：“房东来过了”，旷亚非下意识地想想问“来干嘛？”

“来还钱。”

旷亚非心里一惊，丝毫想不起来曾接过老乡钱，“多少钱？”

“一块钱。”

一块钱在如今已然微不足道，即使在当时也并不是天文数字，仅相当于一个全劳动力一天的工钱，老乡父子俩都是全劳动力忙活一年勉强能吃饱穿暖挤不出一块钱赶在小伙子返城时还上，但一块钱却在深深印在老乡的心里。时隔一年，步行五十里路从乡下到城镇登门还那早已被借主忘记的一块钱，“我当时很感动，一直到现在上课还跟学生讲。农民做人清白，他们有自己的原则，也许他们在人看来知识阅历有限，但本质却非常质朴。我早年这段下乡经历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机会在等待的过程中产生”

凭着旷亚非在生产队的积极表现和高中知识青年的文化背景，一年后他被推荐到生产队小学教书，相对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数学、语文、图画、音乐、体育课都要备课教课，已经轻松很多。搬到小学附近的林场与十几个志同道合的知青朋友生活，生活也多了几分绚烂，青春终于脱离透支的体力荡漾着希望的曙光，是的，旷亚非一直在翘首等待，他坚信“整个社会都是正直的、向上的，任何时候都会有机会产生，在等待的过程中要把本职工作做好。”1975年5月南京湘化机厂招选知青选中表现卓越的旷亚非，而小学因暂缺老师未能如愿进厂。直到7月，湘潭钢铁公司来招工时旷亚非被当初面试他的好心人举荐，经考核面试，被顺利录用，当上了钢铁工人。回顾当初下乡的艰苦岁月，旷亚非乐呵呵没有抱怨“当时工厂招工要有一个正式的流程条件，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可以改变，最苦最累时躺在床上想想‘我要是能当上工人多好’”如今，曾今千百次在劳苦的疲惫中鞭策自己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经历过下乡劳动的磨练，在湘潭钢铁公司烧结钢铁分厂的机械化作业，人工控制机械已然不费吹灰之力。每月60月的工资足以养活家庭五口人，生活似乎向有着知青经历的工人同事一样安逸下来，而旷亚非则更多时候去厂图书馆借书，《中国通史》《鲁迅全集》《资本论》，开卷有益，满足自己如饥似渴的年轻心灵。直到听说国家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机遇这位不速之客来得让旷亚非有些不敢相信，直到亲耳听到中国中央广播电台“”，旷亚非知道，他所期待的又一个崭新的机会真的到来了，一条光芒万丈的大学殿堂即将把青春燃至沸点。

“大学毕业，其实做人才刚刚开始”

儿子0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后顺利在国家控股的中联重科就业，在研究所做汽车调研，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单位内部岗位轮换交流，儿子被调往基层做技术员。为人父，旷亚非教授同样勉励儿子要好好调整心态“像你这样从湖南大学幼儿园一直到湖南大刚刚开始学毕业的，应该到基层好好磨炼一下，那里有人生的宝藏，毕竟做人做事才刚刚开始。”

作为化工院4名的博士生10多名研究生的导师，当今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难，鼓励青年志愿下乡基层的政策，旷亚非教授本身农民知青、乡村教师、钢铁工人的深厚基层阅历便是最强有力的例证。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几次被学生打断，学术的光辉恰好在间隙中填补。“不要以为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对某一专业领域有所了解、有所掌握，其实大学毕业，要摆正心态脚踏实地，做人做事才刚刚开始。”

红枫传媒2008级招新已于昨日结束，现录取公布名单。

张  瑄      赵  楠      张明阳     田思瑀    黄晓玥

吕  悦      罗明珠     石野樵      张婷婷    肖  琼

潘  然      覃路莹     崔  璇       袁  森     刘晓旭

红枫传媒  2008年9月23日

我们上路了，新闻在远方。

红枫传媒将于9月16日开始招新活动。

红枫传媒将在编务、社务、视觉设计三个部门进行招新
红枫传媒：新闻与传播学院由学生管理、采编、经营的青年新闻媒体，以《红枫》杂志为主要传播媒介，运营枫信短信新闻平台，编撰《红枫人》内刊，以“风华使责，红枫有梦”为信念，坚守大学时代的理想主义，树立新闻记者的职业信仰，培养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

* 红枫传媒编务部门：包括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参与《红枫》杂志、枫信、《红枫人》内刊采编工作
* 红枫传媒社务部门：包括刊物发行、广告业务、活动策划组织、外联公关
* 红枫传媒视觉设计部门：红枫传媒海报招贴、系统标识、刊物版式等设计工作
* 红枫传媒将于2008年9月20/21日（周末）进行笔试/面试考核，如有变动，以相关通知为准

详细信息 请下载 红枫传媒招新报名表（pdf）

又是九月，新的主角将登录这片期待已久的土地。届时，红枫传媒向各位新生送上精心设计的书签，炫色斑斓，奥运云纹，湖大地图，一切我们紧密关注的都汇聚于此。新闻与传播学院及部分其他院系新生可以在报道时获得此精致礼品。

书签背面，是红枫传媒九月份相关活动信息：

8.24 -------------
红枫传媒向各寝室赠送《红枫》杂志总第12、13期

8.24起 -----------
可发送“XW班级”至 158****9684 加入枫信短信资讯平台，享受完全免费的

入学信息、生活资讯、校园新闻、时政要闻等丰富内容

8.25起 -----------
红枫传媒将在北楼大厅以影像与文字，不断呈现您的军训时光

8.26起 -----------
北楼2 1 0 红枫传媒办公室 将在军训期间于午间1 2 : 0 0 ~ 1 3 : 3 0 、晚间17:30~19:00开放，为您提供阅读、休息并了解红枫传媒的场所

时间待定 ------------
红枫传媒将向您奉献又一部新生军训纪录短片，以此感怀这段年轻的岁月

时间待定 ------------
红枫传媒将择机举行新生校园媒体见面会，并开始相关招新活动

更多活动请关注红枫传媒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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